“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是2020年從中央到各地均需集中力量推進完成的戰略工程。從新中國建立到現在，我國已歷13個五年規劃時期�！笆奈濉币巹濍m是“規定動作”、常規性工作，是以往五年規劃的延續，但我們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新目標、新任務大不一樣。
總的來說，“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從未像今天這樣離我們如此之近，但我們遇到的各種內外風險和挑戰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是為什么“十四五”規劃具有新時代特征和繼往開來里程碑意義的內在邏輯。
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企業發展基本思路和規劃綱要，形成精確可行的轉型發展戰略藍圖、路線圖和策略舉措，已經成為事關我國和各地實現新舊動能根本轉換、及時搶占競爭優勢、橫渡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之舉。
因此，準確判斷“十四五”國內外的形勢，創新提出階段性系統性的對策舉措清單，至關重要。在這方面，目前已經有許多很好的觀點和見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十四五”大局大勢和規劃編制要點的基本判斷是：
形勢一：進入兩個百年歷史交匯期
“十四五”時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非常關鍵的五年。國內既要鞏固提升、結算奠定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成果，更要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2049建國100周年)第一階段(2021-2035第一個15年)奮斗目標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
在這“兩個百年交匯期”，我們理解中國即將邁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首先歷史任務將從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逐步轉到強起來，要全面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中國從世界邊緣轉向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一流強國。
其次，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民生保障不再是簡單托底數、滿足基本需求，而是要抬基數、實現高品質生活。
最后，競爭格局正在從梯隊追趕發達國家轉化為局部同臺競技，許多重大創新需要處在世界前沿攻堅突破，許多重大問題需要獨創研究解決，追隨者開始向領路者轉型。
形勢二：進入外部環境劇變的風險期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世界發展環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多變急變，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涌動躁動，全球投資貿易格局、科技創新格局、金融貨幣格局以及元治理體系等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從更深層次上來看，最大的變局是中美兩國競爭合作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已經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中美經濟關系從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轉向了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新格局。中美之間的全面競合將成為貫穿“十四五”
甚至更長歷史階段的大概率現象，
這既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格局帶來重要影響，也給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外部發展環境的種種巨變，將對國內各地大對外開放帶來嚴峻挑戰：
第一，外需緊縮或成新常態。這種出口緊縮新常態與國內去產能、去杠桿等產生疊加效應，將給我國經濟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突出的地區帶來更大下行風險。尤其是部分對外貿易活躍的沿海地區、園區和企業等，可能會因為我國與某國有貿易摩擦而遇到重大經營困難。
第二，規則調整壓力加大。我國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保護知識產權、削減國有企業補貼等諸多方面將面臨來自美國的高標準壓力，也有可能同步面臨其他發達經濟體效仿美國提出的類似“公平貿易”的要求。
第三，利用國際資源障礙更多。目前日歐已宣布建立零關稅自貿區，如果美國與歐盟也達成協議，將使發達經濟體逐漸形成零關稅貿易圈，勢必會給我們降低關稅帶來更大壓力，將嚴重沖擊我國的制造業穩定發展。
在此背景下，許多跨國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或擴大生產線時，就有可能考慮成本因素而有更多的選擇。從電子產品制造業來看，部分知名制造商開始選擇在越南、泰國建廠。
這意味著，過去主要依靠外資規模進入、工業規模出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十四五”時期國內各地既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獲取寶貴的全球高端要素資源，也要立足產業自主可控的基底，強化產業技術、商業模式創新，在若干重要行業領域，培育一批本土創新型企業，這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基底。
三、進入新舊動能轉換的變革期
2018年我國人均GDP逼近1萬美元，已經邁入中上等收入階段�！笆奈濉逼谀┯锌赡芡黄�1.5萬美元，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實現經濟高質量高能級發展，這是樂觀預期的模擬判斷。
但同時，“十四五”時期也是國內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平穩增長、政府財政稅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經濟和社會風險底線管理將成為今后五年各級政府需要進行提前預備的重大必備工作。
主要判斷依據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內制造業面臨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高端打壓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中低端擠出的雙重擠壓。特別是美國對華技術制約，可能破壞我國電子信息產業鏈完整性，給企業帶來類似中興事件的打擊。
另一方面，國內制造業也面臨成本快速上升、金融去杠桿、環保約束強化、快速老齡化、“脫實向虛”等方面的影響，傳統優勢領域出現了部分企業加速向外轉移的現象。
特別是受中美貿易摩擦沖擊，部分跨國企業訂單外轉加強，企業開始考慮產能外轉，布局新建海外工廠，企業外遷意愿提升。
這就意味著，“十四五”期間，國內部分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可能會集中高頻發生，產業轉型將面臨青黃不接的風險考驗，尤其是部分欠發達地區新舊產業斷檔風險可能高企。
同時，“十四五”期間如何確保我國經濟在持續穩定增長中推動創新轉型加速并實現高質量發展，將成為五年規劃最主要的挑戰和重任。
對于發達地區而言，既要鞏固制造業的優勢和占比底線，防止傳統產業轉移過快或“二轉三”過多導致產業空心化，更要加速培育創新型領軍型企業，培育高質量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需要著重改善自身的營商環境和區位優勢，利用好重大交通設施改善的優勢(比如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機遇)，加大力度吸引發達地區合適的產業梯度性、系統性轉移和落地。
也要適度布局具備比較競爭優勢的新興產業，防止在新一輪競爭格局中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最后甚至被邊緣化的風險。
形勢四、“卡脖子” 技術的突破集中攻關期
是發達國家對我國芯片、集成電路、高端軟件等“卡脖子”
技術的封鎖力度加大，在加大我國產業鏈安全風險的同時，也為我國關鍵領域技術突破提供機遇。根據《科技日報》(2 0 1 8) 梳理的3 5 項“ 卡脖子”
技術清單，
我國在光刻機、芯片、操作系統、觸覺傳感器、真空蒸鍍機、航空設計軟件、微球、核心算法、鋰電池隔膜等基礎零部件、關鍵材料、先進工藝、產業技術等基礎領域與國外差距較大。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
以上的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一旦發達國家“斷供”，將對我國產業鏈安全帶來巨大風險。著眼于建立自主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我國將探索新型舉國體制，加大提高研發創新投入力度，全面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加快研究實施關鍵零部件、核心技術的可替代性措施，力爭在自主可控方面實現突破�！翱ú弊印奔夹g進入集中攻關期，將會為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創新引領提供更多可能。
形勢五：進入稀缺資源特別是人才資源爭奪期
“十四五”期間由于國內各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特別是高端資源的爭取上也已經出現了兩個現象級事件：一是土地、財政和環境資源壓力迅速抬升;二是政策、平臺和人才爭奪張力迅速鋪開。
這實際上預示著，各地在經濟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競爭，既是招商引資和產業培育的競爭，也是關鍵資源和上位支持的競爭。
在資源稀缺性方面，建設用地指標在國內發達地區已經日益匱乏，完全進入依靠城市更新改造盤活存量土地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區用地指標非常緊缺，重大項目數年“一地難求”也早已成為常態。
部分中心城市由于存量土地盤活成本居高，不得不通過“二轉三”建設商辦樓宇，這不但加劇了商辦樓宇過�，F象，更減少了先進制造業的發展空間。
同時，近年來各地政府明顯加大了環境整治力度，大批量淘汰了落后產能，但同時由于全區域執行嚴格的氮磷排放標準，導致生物醫藥、新型化工等產業無法通過環評而落地。
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凸顯，各地政府財稅收入的陸續結束了高速增長時代，部分地方政府稅收甚至出現了絕對下降。因此，“十四五”時期公共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將作為問題凸顯出來。
在資源競爭性方面，2018年最著名的就是爆發了全國百城“搶人大戰”，紛紛推出優惠的人才政策鼓勵落戶本地。
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陸續推出了尖端人才專題引進計劃，推出巨額資金支持吸引高端人才團隊創新創業，大力加強對平臺型機構包括互聯網平臺企業、國家級研發設施平臺、估值10億美元以上獨角獸企業、高能級峰會論壇等的爭搶，以重大功能平臺落地推動相關產業集聚。
特別是近年來上海、深圳、北京、杭州、雄安等地全面加大了對制度先行和政策扶持的爭取，自貿區新片區啟動、科創板以及注冊制試點、外籍人才個稅15%封頂、服務業全面擴大開放直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設立等，給政策落地地區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領先優勢和品牌效應。
在同時十四五規劃期間也具有如下
機遇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必要的科技和創新要素支撐
以5G、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人類發展更加注重綠色、低碳、健康、智能、品質和便利，這與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和要求基本一致，更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創新要素支撐。例如，近年來，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突破和廣泛應用，數據正在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促進智能制造、創新設計等新的制造模式以及服務外包、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新的商業模式快速發展。生物技術正在進入產業化階段，基因組學、再生醫學和合成生物學技術正以比“摩爾定律”更快的速度發展，生物技術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創新技術集群之一，向農業生產、工業制造、醫療健康等領域廣泛滲透，正引發產業發展深刻變革。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經濟性不斷提高，太陽能電池轉化效率大幅提高，2018年已達到26.3%，比10年前提高超過10個百分點，成本卻大幅下降，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和節能環保產業快速發展，低碳經濟成為綠色復蘇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先進制造技術取得重要突破，特別是工業互聯網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產物，日益成為新工業革命的關鍵支撐和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的重要基石，正驅動工業經濟由數字化向網絡化、智能化深度拓展。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多年的發展， 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績顯著， 產業各領域各環節的技術突破進一步加快，部分領域取得重大創新成果， “ 兩彈一星”
、雜交水稻、胰島素、青蒿素、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實現了產業技術水平由“ 跟跑” 為主向跟跑、并跑、領跑“ 三跑”
并存轉變。以我國自主研制的復興號為代表的高速動車組整車性能及關鍵系統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5G必要性專利數量全球第一， 人工智能算法不斷創新迭代，
具備引領全球的堅實基礎。生物醫藥領域實現局部突破，
青蒿素抗虐機理研究、抗藥成因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量子保密通信、超級計算機、載人航天、射電望遠鏡、北斗導航、深空深海深地深藍探測等領域成果豐碩。我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競爭格局正在從梯隊追趕轉化為局部同臺競技，許多重大創新處在世界攻堅突破前沿，
許多重大問題需要獨創研究解決，追隨者開始向領路者轉型，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創新支撐越來越強。
機遇二、供給結構和要素優勢加快轉換，將會增強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豐富資源優勢，大力促進加工貿易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帶動了電子信息、紡織服裝、機械制造等一大批行業的發展。隨著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削弱，
“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工程師紅利”轉變，我國產業發展將向更多依靠知識資本、人力資本和資金技術密集型轉變，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行業將不再是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而人力資本投入則會明顯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機器替代人工進程加快，品牌、專利、研發、設計、科技、信息網絡、軟件、數據庫等知識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為產業高質量發展夯實重要的基礎條件。
一是大力培育知識資本競爭優勢有望催生大數據、軟件、教育培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大力培育知識資本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轉換，我國制造業將向信息技術深度應用、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個性化定制方向發展，人力資本投入會明顯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將會催生軟件、大數據和教育培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
二是大力培育技術競爭優勢有望催生研發服務、知識產權服務、專利交易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加快培育技術競爭優勢，我國技術研發投入將顯著增加，帶動科技研發服務業及其相關的知識產權服務、專利交易、成果轉化等行業發展。各種互聯網+知識產權服務新業態也快速發展，比如豬八戒網通過互聯網提供知識產權服務和創意服務，利用“眾包”的方式轉化商業價值，目前已發展成為我國最大的眾包服務平臺，注冊用戶超過1600萬，年交易額超過200億元。
三是積極培育資金密集優勢有望催生新型金融、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等產業新增長點發展。國家鼓勵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發展，并對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等創新活動的天使投資給予稅收優惠，也會助推相關產業快速發展。
四是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倒逼產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我國長期以來依賴的低成本、高消耗的粗放發展模式造成了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環境的嚴重污染和效率低下，資源環境約束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硬約束。為應對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和新能源等產業，轉換發展模式，將會推動“十四五”產業發展朝著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方向演進。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煤炭生產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推動資源能源節約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等所涉及的節能環保裝備、產品和服務業將迎來快速發展機遇。預計到2
0 2 5 年產業規�？赏黄�1 0 萬億元，
將成為產業發展的新亮點。能源低碳化發展將會促進核電、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和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催生產業綠色低碳化發展。根據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數據，到2025
年， 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產值規模有望達到5 萬億元左右，成為帶動經濟綠色轉型的重要力量。
機遇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充分發揮和市場需求潛力的持續釋放，將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當前，我國正處于需求結構劇烈變動的新時期，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人口結構變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等將會顯著改變原有的需求結構，從而推動相關產業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超大規模市場正在成為我國新的比較優勢。傳統產業規模擴張主要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新的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則主要依靠在超大規模國家基礎上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它將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可與飛速發展的信息化、網絡化結合，成為推動重大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變遷的主要力量。
一是服務類消費占比明顯上升將帶動文化娛樂、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等新興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近年來，我國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消費結構逐漸從生存型向發展享受型升級，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工藝、性能變得“挑剔”，
個性化需求、體驗性需求、精神文化消費和品牌產品需求日益增加，
客觀上促進了文化、娛樂、教育等相關服務消費需求的擴大，文化旅游、教育培訓、養老健康、休閑娛樂、電子商務、信息服務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二是老年人口和嬰幼兒這兩類人群特定消費需求增加，將會催生出與之相關的產業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據預測，到2025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
億人，
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蘊含著巨大的養老服務和醫療健康服務需求。老年醫療保健、老年護理服務、老年休閑、老年旅游、老年教育以及老年用品開發等行業發展有望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叭娑ⅰ钡日叩恼{整帶來的新生兒增加，
將會帶動母嬰醫藥、奶粉等初生嬰兒用品以及兒童服飾、家具、童車、玩具等市場需求增長，推動與兒童成長相關的動漫、嬰幼兒教育等產業快速發展。
三是推動產品升級的機遇，
人們對個性化、高品質、多樣化產品需求增加，將有助于促進相關領域產業高質量發展。人們對于食品安全、綠色健康的要求提高，將會給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帶來新機遇。消費朝著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發展，將會給智能化可穿戴設備、新型診斷儀器設備、健康管理等行業發展帶來契機。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人們消費習慣的改變，我國互聯網新業態快速發展，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網絡租車等互聯網新應用也加快涌現，正展現出廣闊前景和巨大潛力。
機遇四 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持續推進，拓寬產業高質量發展空間
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需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國持續深入推動改革開放，將會極大釋放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加大吸引外資和“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力度，為產業高質量發展拓展新的空間。
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破除制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這將有利于更好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提升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和效率，為產業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在此基礎上，新一輪深化改革的許多方面都會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解決產能過剩的矛盾，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加快推進基礎和壟斷性領域改革，
放開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和電信等行業的準入限制和門檻， 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形成行業內競爭的新局面， 將有助于產業高質量發展;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有利于改變地方政府對賣地收益的依賴， 減弱地方政府熱衷發展房地產業的沖動;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有利于打破金融部門的壟斷地位，
推進金融產業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增強金融企業支持、服務產業升級的作用;加大破除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鼓勵多種形式的混合經營，加快醫療、健康、教育、金融等領域對民間資本開放，有利于金融、醫療、教育等服務業領域產業新增長點的形成，等等。
二是支持政策不斷優化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為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國家持續出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制造強國、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軍民融合、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等一系列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推動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等，推動中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這些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實施，將會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我國以加快推動WTO必要改革和高標準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抓手積極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和經濟治理，加快推動與周邊地區及“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開放合作，爭取同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大國、主要區域經濟體和美歐發達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構建金磚國家大市場、新興經濟體大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大市場等，有助于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支持國內產業高質量發展。
